读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有感

翻开中国文学史，楚骚汉赋魏文章、唐诗宋词明传奇，一座座山峰雄起仅可仰止。但同时你也翻开了三千年的文祸史，竹帛烟销坑灰未冷，一颗颗头颅落地令人太息。

文人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尴尬命运最多变的群体，说是“四民之首”，不事生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文人似乎从未挤进治人的行列，很多时候还逃不了被人治并且治得很惨的命运。他们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更可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衡阳路八千”。古代文人的遭遇尤其死亡结局，往往引起后来者无限的感慨，但是前车的轨辙，都能成为后车的借鉴吗？

李国文先生无疑很关注古代文人的命运，他积十年之功，写出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剖析了上起司马迁、下迄王国维等39名文人的死亡经历，除了李白苏轼等文学巨匠，还有杨修高启金圣叹这样的二流文人、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首辅宰相、阮大铖这样的奸臣民贼、陈子龙夏完淳这样民族英雄、何心隐庄廷鑨这样的边缘文人。死亡方法有自刎投湖杀头腰斩族诛，还有以聪明知名的解缙，居然被埋进雪堆冻死。李国文不是写中国文字狱史，而是通过对古代文人死亡的抽样研究，企图把握整个中国文人文学乃至文明的命脉，以现代人的眼光解读古代社会政治和文人心理性格，给今天文人的为文为人以启示。

相对于寿终正寝，非正常死亡无非包括自杀和被杀。中国文学史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大诗人屈原，就以自杀揭开了文人悲剧命运的序幕。李著里真正自杀的只有一个王国维。本来中国文人自杀的就少，他们信奉着“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损伤”的孝道，非到精神绝望生路断灭不会走这条路。就如王国维，陈寅恪称旧的文化的毁灭，使他顿生精神的幻灭；当然巨猾小人罗振玉对他的奴役剥夺逼债，也使他客观上陷入困顿，而在５月初３屈原沉江的前两天自沉昆明湖。

文人的被杀就比比皆是了。有的是统治者的迫害，像明初大诗人高启，因为给苏州府衙写的《上梁文》中有“虎踞龙盘”一词，就被朱元璋下令腰斩为八段！有的是因为文坛小人陷害而被统治者杀害，清朝累累的文字狱，多有小人的诬告邀功，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还有文人之间直接举起的嫉妒的屠刀，像汉末用美人计扳倒董卓的王允，仅仅因为大文豪蔡邕表示了一丁点对董卓的同情，不顾众人反对就毫不手软地砍了蔡邕的头。而蔡邕是怎样的一个大家啊，举凡辞赋、算术、天文、历史、书法、绘画、音乐，无一不达化境，就这样被一个庸才无情地残杀了。所以要警惕文学上的小人，它们最善于攻讦、告发、批斗，咬住了就不撒嘴。李国文27岁被划为右派，经历不少同行落井下石的惨痛，思之犹觉心寒而且痛恨。

文人被杀有的还有自身的原因。“学而优则仕”的圣训，在骨子里埋下了文人对权力的膜拜。即使如李白的倨傲，即使如孟浩然的淡漠，即使如李贽的叛逆，无时不在侧耳倾听着权力纶音的召唤。他们自以为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才，梦想帝王师的荣光，真正进入权力的绞肉机，不头破血流的少，家破人亡的多。像李斯，帮秦始皇一统江山，位极人臣，最后领着全家老少跪在法场等砍头，对儿子们说：你们能想起在老家上蔡的时候，赶着黄犬出东门捉野兔的情景吗？恐怕再也不能够了。“东门犬”的悔恨血泪斑斑，但是阻挡不住代代文人飞蛾投火般扑向权力的盲动，所以这样的悲剧也在代代上演。

　　文人的被杀，还有自愿的时候，像文天祥、陈子龙、夏完淳。夏完淳８岁能文，过目成诵。15岁随父师抗清，17岁被俘，他在《狱中上母书》中写到：“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词意慷慨、视死如归，在被俘九个月后引颈就义。邓拓诗云：“谁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正是以书生意气，为民族大义、为烽火家国肝脑涂地。他们以不倒的死亡姿势站成民族的脊梁，使中国文学史不再是虚肿而缺钙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