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

关于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原因这个知识点，课程标准是这样要求的：“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所以在导入新课的时候，我们一般会从自然地理环境这一角度出发，请同学们阅读课本22页《古代希腊城邦分布图》，和【资料回放】中柏拉图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结合课文第一自然段的表述，来分析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大背景，一般情况下，教师结合材料，层层推进，把雅典民主产生的原因一般归纳为：环海多山的地理环境，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对于这一说法，我有两个质疑。

1、  地理环境对民主制度的形成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岳麓版教材是如何描述的：

希腊地理形势与中国具有极为显著的不同……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山岭纵横……没有开阔的平原流域……这种地理生态环境，迫使希腊人不可能发展一种以农为主的生产经济，而不得不采取多样化的谋生手段。海上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也改变了社会政治力量，城邦的出现有了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域狭小使公民能广泛直接地参与政治生活……地缘战胜血缘，形成以“个体导向”为倾向的文化渊源，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①]

这让学生很容易这样认为：纵横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使希腊出现了许多城邦，小国寡民、独立自主构成城邦的基本特征；而海岸线曲折，良港众多，缺乏耕地的现状又促使希腊商品贸易发达。一句话，特殊的地理环境是雅典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希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走向。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更要防止学生形成“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影响人们物质生产活动，进而间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和发达的海外贸易，而这又促使希腊的社会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在希腊公民团体中占绝大多数的平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斗争从贵族手中夺权，这种不断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才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而社会政治力量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权、财权、神权的分立，地缘政治战胜血缘政治，从而形成了多元和个体化倾向的文化。

这样，地理环境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产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影响”而不是“决定”，在上课过程中一定要跟学生讲清楚。

2、当时商品经济发达吗？

课本【历史纵横】中是这样描述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希腊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与市场的联系十分紧密。”“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新兴工商业者阶层追求民主权利的渴望更加强烈。”这就是说，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一个新的阶层——工商业者阶层的出现，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但政治地位低下，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下层平民联合起来，和拥有权力的旧氏族贵族进行斗争，从而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事实是这样吗？“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重要的结果。”[③]我们可以参考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

根据梭伦的立法，年收入达500麦斗以上为第一等级，年收入达300麦斗的为第二等级，年收入达200麦斗则为第三等级，年收入200麦斗以下的全归为第四等级，当时，前两个等级约1000人，后两个等级约为30000人。[④]

“假若没有充足的粮食存结起来，那么，你就不要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法庭诉讼。”[⑤]

这两段段史料可以告诉我们，按照年收入谷物量的多少来划分财产等级的做法说明了那时候的雅典还没有货币，商品交换仍然保持着物物交换的传统方式，这能说明当时希腊的商品贸易发达吗？“应该认识到，希腊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农业生产环境相对恶劣，粮食生产有限才迫使希腊人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粮食，迫使希腊城邦向外进行殖民活动。”[⑥]雅典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农本还是商本，学界对此历来观点不一，但是现在基本趋向是以农业为主。因为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公民才是构成民主政治的主体，这里又涉及到本课一个重要的概念：公民。

二 公民与居民

关于公民，教材是这样定义的：“根据传统，凡父母祖籍均属于本城邦、拥有一定财产、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享有公民资格。城邦是具有共同血缘和地域的公民团体。”[⑦]这里有几个问题要交代清楚：

第一哪些人才是公民？教材强调了血缘和地域，这跟当时希腊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外人在罗马或在雅典，皆不得为地主。因为外人不能在邦的神地内占一部分，故宗教不准外人成为地主。产业的传授与宗教的传授有关，公民既不能信奉外人的宗教，外人亦不能信奉公民的宗教。故宗教不准外人继承公民遗产，亦不准公民继承外人遗产。对土地和房产的拥有实际上是公民所特有的权力……拥有土地是公民权的重要标志。”[⑧]拥有一块或大或小的土地既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权的有力保障，外邦人和工商业者都不享有公民权。雅典民主制度及其凝聚力的形成和强化，与军事威胁和战争也是密切关联的。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土地贫瘠的现实，致使希腊城邦之间的邦际战争十分频繁，但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所有由雅典公民组成的公民兵都是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全力以赴，能把自身利益与整个城邦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城邦的战败就意味着自身一切公民权利的丧失，而自己将沦为奴隶。

第二，何谓“公民团体”。说到公民团体，“其基本特点和要求就是人数上的有限性，这是实行集体治权和直接民主的前提条件。”[⑨]维持公民占有土地的现状，防止土地兼并，目的是为了避免由于公民数量减少而危及公民团体的稳定性，成为城邦执政者和立法者一以贯之的主要任务和为政目标。我们以著名的梭伦改革为例，在选修一教材中，梭伦改革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颁布“解负令”，规定了贵族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贵族任意兼并土地，还制定“遗嘱法”，防止贵族侵占平民的财产等等，其目的就是防止公民沦为奴隶，扩大公民的基础。“梭伦改革实际上使得下层农民收回了其被贵族利用债务而控制的土地，由此培育了一个自由农阶层，并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社会的基础。”[⑩]所以教材中三位政治家改革的中心措施都是“如何削弱贵族特权和扩大平民权利的问题。”现在就不难理解“城邦是具有共同血缘和地域的公民团体”这句话了。而公民团体对人数的限制使希腊不可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当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向大帝国迈进的时候，希腊人只能固守着自己的城邦制度，不能走向联合和统一，可谓“成也城邦，败也城邦。”

而雅典的居民则包括成年男性公民、妇女、外邦人和奴隶，外邦人和奴隶中也有女性，雅典城邦的妇女和外邦人可以算作自由民，而“外邦人、妇女和奴隶是没有公民权的，”所以在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数目还是很少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考核，2013年江苏高考第13题就有涉及：

右侧为古代雅典居民结构的比例图，观察图示信息，对于雅典民主与居民的政治联系，下列叙述准确的是（　　）

A．雅典超半数的居民拥有公民权

B．雅典民主的社会基础为自由民

C．少数奴隶主贵族独享雅典民主

D．外邦人享有雅典最广泛的民主

【解析】该题是柱状图型选择题，答案比较直观，从柱状图中的所有人都是雅典的居民，从数据看，A表述错误；雅典民主政治是少数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奴隶、妇女、外邦人都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由此可知CD错误。由此正确答案选 B。这里就涉及到公民和居民的关系。柱状图中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都属于雅典的居民，但是拥有公民权的只有自由民中的成年男性公民。

三 从陶片放逐法看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在制定行政选区时，“把全部村社分为三十区，十区在城市附近，十区在沿海，十区属于内地；……并用抽签的办法把这些区指定给各个部落，每一部落有三区，这样就使一个部落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占了一份。”这种“地域选区”的选举办法，铲除了贵族世袭特权，扩大了平民参政的机会，地域政治代替血缘政治，标志着雅典民主制度的确立。

克里斯提尼改革另外一大显著特点就是陶片放逐法，如果公民认为某人的行为损害了公民利益，威胁到城邦民主，公民就有权利放逐他。陶片放逐法的确立，目的是为了维护雅典民主制度，防止出现僭主政治，用于放逐危害国家的分子，希望能用民主的方式惩治民主的敌人，起到监督保障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遭到流放的人中除了有两人有僭主政变的嫌疑外，大部分被流放者只是因为名气太大，声望太高”[11]。可以说，雅典民主制度对由名气大、能力强的人统治不感兴趣，他们倾心关注的是保证每一个公民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于放逐对象的候选人陶片放逐法没有作特别规定，因而可以是任意的，像那个流传甚广的阿里斯提德的轶闻表明，投票者想放逐某个政治领导人可以出于政治争斗的原因，也可以出于私怨，甚至还可以出于一时的游戏心理。[12]陶片放逐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足以制服任何声望和权势过大的特殊人物，以保卫雅典的民主制度。它让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陶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和愿望，有利于淘汰那些没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官员，同时可以约束官员的行为，消除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正常民主秩序的维护。但是该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而公民的情绪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因此，公民对官员优劣的判断未必都能深思熟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作出的判决也就未必准确。

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跟学生强调：雅典民主政治确实非常“民主”，而且是“直接民主”，但这样的民主有时会不近人情，不够公正。关于这一知识点，2013年广东文综第18题有涉及：

雅典的陶片放逐法规定，每年召开特别的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将那些严重威胁民主政治的人流放海外。据此，下列行为中可能使公民遭到流放的是（　　）

A．不按时参加公民大会                B．不同意授予外邦人公民权

C．为赢得个人政治声望资助贫穷公民    D．拒绝参加城邦举行的戏剧表演

【解析】解答该题的有效信息是“将那些严重威胁民主政治的人流放海外”，所以不利于民主的行为才有可能被流放 ，“为赢得个人政治声望资助贫穷公民”，是获取政治家个人政治资本，对民主是不利的。故选C。

四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因为由于知识和文化的差异，学生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每次上完这一课，总有部分学生会发出这样的感概：“还是希腊好啊！比古代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好得多！”虽然各个版本的教材基本都从“进步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以人教版教材为例，编写者一方面强调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另一方面局限在于它只是少数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遥不可及。“这种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

学界对这种制度的利弊与功过，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给予其许多的赞美，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制度，更多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很糟糕的政体形式，英国学者保罗· 卡特里奇这样说：“几乎所有写出幸而传世的作品的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原则上都是反民主的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因此被看成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13]可以说，无论后人对该制度是赞美还是批评，最有资格对其作出评判的，应该是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希腊先贤们。

为什么雅典民主会遭到当时那么多社会精英的批评？我们可以运用一下材料分析说明：

材料1：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鞋匠做鞋需要专门的技艺，盖房子要请建筑师提意见，简单的工作都需要专业人员。而雅典城邦的管理者、法庭上的法官却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非专业人士。由一群非专业人士盲目地投票来决定……一个被告到底有没有罪，这是违背常理的。

——苏格拉底

材料2：人生来在智力上和道德上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如果说“少数人”压制“多数人”是有违正义的话，那么“多数人”压制“少数人”也同样是有违正义的。      ——柏拉图

    材料3：民主——下层群众掌握权力，意味着混乱，冲动，平庸和愚蠢，没有节制。——亚里士多德

材料4：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的一个弱点是民众的情绪容易受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的影响，显然愚弄多数人比愚弄一个人要容易。    ——希罗多德

材料5：前399年，一个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以281票赞成，220票反对的结果，判苏格拉底有罪，且处以死刑，

材料一说明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员是极其的不理性，容易导致外行治国，一个国家由一个不懂得治国的人来治理的话，其危害性显然更大一些。材料2、3、4则说明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它只顾及到了多数人（平民）的利益，而忽视了少数人（贵族）的利益，它虽然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平等参政的机会，但是也是对贵族尤其是有能力的人一种变相的压制。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把雅典的民主制度说成是一种“蜕变的政体”，不足为奇了。材料5中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是雅典民主的最大污点，苏格拉底不但认识到了这一“多数原则”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还成为这种“多数原则”的最大牺牲品。关于这一点，2009年江苏高考第13题进行了这样的考察：

古代雅典民主制实行抽签选举、轮番而治，这一做法（　　）

①有利于全体雅典人参与国家管理      ②提供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均等机会

③确保了公民大会决策的公正无私      ④忽视了参与政治者的能力与品德

A．①④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解析】该题最好用排除法来做，①与史实不符，不是全体雅典人都能参与国家管理，妇女、奴隶、外邦人等则被排除在公民之外，雅典民主只是少数成年男性的民主，而③选项中公民大会决策的“公正无私”并非抽签选举、轮番而治的结果。所以选B

雅典民主推动了古希腊文明的繁荣，但它并不完美，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主要是由当时时代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评价这一制度时，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去评说。我们之所以对雅典民主政治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较，雅典民主制度的确有许多优点。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同时也是“最不坏的制度。”它的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及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