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苏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初中第三册）和杨绛先生的《老王》（高中必修三），最近细读两篇文章，感觉两者可以做一些比较。虽说《一件小事》是一篇老课文，也有许多解读，尤其是作为一个传统的课文，几代人读过的作品，其基本的意义无需我的重复；《老王》收录于语文课本的年代不算很长，但是也是出自大家之手的名篇，不敢妄说什么，可是若将两者比较一下，也会读出一些味道的。

两个车夫形象的比较

1、《一件小事》里的车夫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一篇小说，故事情节大家都很熟悉，故事极为简单，就是车夫“拉车碰到人”这么一个简单情节。车夫虽是主要人物，但是从小说的叙述中看，仅仅有几处极为简洁的描写和故事叙述。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到人，好容易才雇定一辆人力车，教他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手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车夫，就是一个车夫，作者没有描写车夫长得什么样子，也没有描写他的衣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作者的叙述中知道他的生存状况。“大北风刮得正猛”、“一大早”、“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不容易才雇定一辆人力车”。从描写中可知，天气十分寒冷，可以说是在寒风凛冽中拉车，与《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在烈日下拉车的境况不同却又极其相似，都是恶劣的天气；其他的车夫这个时候还没有出工，只有这样一个车夫，或许他正为着生计不得不在一大早出车，我想到了白居易《卖炭翁》中“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人；车夫在大风中跑得并不快，只是在北风小了的时候才“跑得更快”，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跑得更快。可是，因为这样的心切，所以才发生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他的车把“带着一个人”。

接下来是对这起轻微事故的处理。在处理之前，作者并没有写怎么处理而是细致地叙述了事故发生的详细过程，作者从一个坐车人的第三者视角，客观地描述当时的细节。

先对被带着的老妇人外貌做了描写。“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进而写事故发生的过程，“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这样的细节描写告诉了我们事故发生的详细过程，目的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个极其简单的意外事故，车夫几乎是一点点责任都没有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车夫并没有逃避，也没有辩解，而是主动的负责。甚至在我对这样的事故作出判断之后，车夫并没有动摇他负责的态度。“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我说，“没什么的。走你的罢。”接着写处理的过程，车夫没有理会我的劝说，而是“放下车子，扶起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询问“你怎么啦？”接着是搀扶着那个老女人走向“一所巡所”，就是报警处理。尤其是“我”听到那个老女人说“我摔坏了”的时候，对那个老女人很反感和埋怨，“我想，我眼见你是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

我们从作者作为见证人的第三者角度看，事情是极其清楚的，这样的视角让读者也看分明了这一切。如果从写作的角度看，写法是十分巧妙的，其目的也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车夫的负责的态度。

从车夫的负责的态度中，我们不禁会被这样一种“底层的光芒”所感动。什么是“底层的光芒”？所谓底层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所谓光芒就是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人类最普遍的人性，这种人性就是负责与良心。本来良心和负责不是以人的高贵与低贱来衡量的，不能说高贵的就没有良心和负责，也不是说低贱就具有良心和负责，这里所强调的是在世俗社会中，这种良心与负责尤为可贵，尤其是挣扎在底层的人们还能够保持这份良心和负责的态度就更加珍贵了。这恰恰也是一件“小”事背后的大的主题。

2、《老王》里的老王

《老王》是一篇散文，是杨绛磨难生活的一次回忆。从杨绛先生真切而细致的笔下我们可以知道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读过《老王》，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描写细节来看看老王。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了”、“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几间踏败的小屋”、“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哪儿多年了”。这些描写我们知道，老王是个无依无靠的三轮车夫，一个老光棍，一个半瞎的残疾人，只有住处没有自己家的人。

接下来作者写了老王的几件事情。⑴、“送冰”的事，给作者是老实厚道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劳动者；⑵、“送作者丈夫就医不肯收钱的事”，这件事上客观地说老王不是不想收钱，只是担心作者给先生看病钱不够，这足以看到老王的善良和淳朴；⑶、“改拉人三轮为平板车继而生病的事”，为了生活在不断挣扎，不放弃，是一种活的意志；⑷、“送香油和鸡蛋”给我的故事，这件事也是故事中最具情节的，可见老王对作者的关心和感激，这种关心是在自己的能力之内的，这种感激是因作者长期包租他的车的缘故，或者就是熟人之间的那种；⑸、“老王之死”，这是个悲伤的结局，老王死得那么安静，那么不为人所知，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寂静，更衬托出底层的悲凉。

3、两个车夫的异同

《一件小事》与《老王》都是写“我”（知识分子）与车夫的故事。这两个车夫有许多相同之处。⑴、在生活境遇上比较相似，《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是一个过着十分艰辛生活的人，在“一大早的大北风中”拉车，在小说里他没有名字，没有肖像描写我们不得其长相，鲁迅先生用“极简省的笔墨”为我们描摹出一个普通的车夫。老王的生活境遇则描写比较详尽，无依无靠的惶恐的残疾人。⑵、对待他人的负责和人性的善良厚道。老王虽然极其艰辛，但是对待顾客是尽心尽力，在内心里虽然过着困苦的生活却不去“占便宜”，更多的是对别人的付出。鲁迅笔下的车夫，对待一个被“带着”的老女人是勇于承担，不推诿，不逃避。⑶、人性的尊严。老王虽然是一个弱者，但是不求别人的“馈赠”，而是用自己的极其有限的可能去维护属于自己的尊严，只要自己应该得到的劳动所得，不愿意作为一个“被施舍者”，就是死了，还是用自己回族的礼节“白布裹尸”，一种洁白无瑕的尊严，这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一件小事》里的车夫，他的尊严表现在对自己“过失”的负责，这样是极其可贵的。鲁迅先生在小说里用尽了对比的手法，反复在批判“自己”的渺小来反衬车夫的高大。

两个车夫同样是底层的不幸者，却也有着一些不同，《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是一个负责的人，心地良善思想高尚；老王的品质主要体现在善良厚道以及在困顿中对尊严的坚守。两者都是让人感到尊重的，同样也是作者赞美的。

正是这样的“底层的光芒”，照出了普通劳动者的美好内心，却也照亮了两个知识分子的灵魂。

两个作者的深度比较

这个问题涉及这两篇文章的主旨，《一件小事》写于1919年，有一个“劳工神圣”的时代背景，这个问题在此不想涉及，只想从文本的角度做一些依托文本的分析。

鲁迅先生写此篇小说的本意是什么，许多年来一直有许多学者研究。从文本本身来说，鲁迅先生是饱含着一种自责之情的，从写法上运用对比即把自己内心中的“小”来衬托车夫的高大。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1、“小事”难忘的纠结。小说里的故事本身就是那么一件几乎微不足道的的真正的小事，但是这样一件小事在作者心中一直纠结着，从时间上看，“一转眼已经六年了”的小事，“使我至今忘记不得”。而且，在先生看来，那么多“国家大事”都可以忘记，而却为什么忘记不了这么一件小事，这个很值得我们去体会，那就是这件小事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是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深度反省。反省什么，先生说“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个“小”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写小人物的，大体我们可以感受着这种情怀。在小说《故乡》里，对于闰土也是饱含深情的，和闰土是儿时的伙伴，由于生活境遇的变化，与闰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隔膜”，小说中有几处对少年闰土的描写，比如，“月下海边狩猎”、“雪地捕鸟”、“西瓜地里刺猹”、“迅哥与闰土的分别”等都是充满深情的，但一个三十年后的闰土出现在作者面前时，“迅哥”的心情是悲切的。而小说中作者对“圆规杨二嫂”的市侩之气则充满厌恶。一个深深的同情，一个厌恶，可见作者截然不同的情感。甚而至于在《阿Q正传》里，作者对阿Q这样一个农村无业者也是有许多同情的。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待普通的民众是充满同情，对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生活的不幸都有悲悯之情。

2、对自我的剖析和自责。在《一件小事》里，作者始终在剖析自己，比如，对老女人的责备，以为老女人是故意的；怪车夫多事；多次强调自己对整个“交通事故”看得真切来说明车夫的无责等。最直接的是抖露出自己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这些都是作者真实的思想解剖，是深深的自责，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批判。这样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对“普通民众”的轻视和漠然，这也应该是整体社会“人本价值”的缺失，鲁迅先生的批判从自我做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一个伟大作家的真正价值应该是其伟大的思想，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正是对社会的批判以唤醒人们已经严重缺失的“人文关怀”。乃至于在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也是严重缺乏的。

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写到，“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件小事对“我”影响，惭愧的是内心深处的“自私”，自新就是要改变自己，去除那些卑微的东西，唤醒自己的悲悯和良知。“底层的光芒”照亮了鲁迅先生高贵的灵魂，这种高贵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和敢于负责的精神。

杨绛先生的《老王》写于1984年，是作者经历“文革”之后不久而写就的一篇散文。读着这样一篇散文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真实、真切。作者完全用写实的笔法，叙述了与老王之间的故事，在细节上写得很细，几乎就是白描了。比如，写到老王送香油和鸡蛋的场景时，对老王的肖像进行十分细致的刻画，“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面色死灰，两只眼睛上都结着一层翳……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看着这样的描写，如果不是实际情形就是如此，恐怕像杨绛先生这样一个柔弱女性是无法也不忍心写出这样的文字的。但是，作者还是怀着巨大的痛写出来了，目的是给读者展示着这样一个将死的老人，一个饱受生活之苦和精神苦痛的劳动者的形象，以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悲悯。

这个故事是发生“文革”之中，那是的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在“干校”接受改造，自己的生活也是极其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还有受迫害的精神方面。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境况之下，杨绛对于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充满同情，并且尽自己所能用心去帮助他们。老王就是这样一个被关注和帮助的普通劳动者。但是，杨绛先生并没有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架势，更没有去施舍，而是非常心细地去帮助别人以免伤害他人的自尊。在文章中有几处细节可以看出来。一处是“代送冰车价减半”，作者没有同意车价减半；另一处是“送钱先生去医院，不收钱”，但是我还是给他钱了，只是老王还问了“还有钱吗”，老王担心作者钱不够为钱先生看病；最后一处就是“送鸡蛋香油”的事，本来是老王真心送给他们家的，不要钱的，可是杨绛还是硬着给了老王的钱。可见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对待一个生活极为贫困几乎挣扎在生死线的普通劳动者是从内心深处给予关爱的。这与鲁迅先生的“人本”或“人文关怀”是非常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与杨绛各自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去认真地描写两个车夫，用车夫行动来对照自己的心灵，是另外一种批判的方式。就是用底层的光芒映照自己的灵魂。

两个车夫同样是底层的不幸者，却也有着一些不同，《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是一个负责的人，心地良善思想高尚；老王的品质主要体现在善良厚道以及在困顿中对尊严的坚守。两者都是让人感到尊重的，同样也是作者赞美的。两个车夫虽处于底层，但是底层的光芒是令人欣慰和赞赏的。这种“底层的光芒”这是社会中比较缺乏的，尤其在与“底层”相对的社会阶层中，从“不仁”到“仁”，整个社会最需要这样的“仁爱”，仁，是一种普世价值。

3、近似相同的感喟、近似相近的表述。两个作者内心的感喟，我觉得也有惊人相似之处，乃至于在表述上也近乎相同。这样的表述是两篇文章最为闪耀和震撼的地方。在《一件小事》中有两处，即“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老王》中，“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从情感上来看，都是一种愧疚的情感。鲁迅先生用“惭愧”，杨绛先生用“愧怍”。两个词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惭愧的意思，只是“愧怍”是一个不常用的书面语。《一件小事》里，作者多次写了自己内心的自责，特别是把那个“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抖落出来，作者勇敢地袒露了自己的灵魂，把灵魂暴露在车夫高大的背影之下，接受道德和良知的审判，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而杨绛先生也是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内心，用“愧怍”来惩罚自己。两个作家的自我批判，让我们联想到了不仅仅是他们需要道德与良知的审判，而是许许多多自己认为“高人一等”的人更需要这样的审判，同时，更是期待着整个社会应该固守着“以人为本”、“人文关怀”这样的普遍价值。这样一刻，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两个知识分子的“被照亮着的灵魂”。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两个不同作家都有这样一种惭愧的心情？如果要探求一下两个伟大作家的思想根源的话，那么他们相似的思想经历和苦难时代的影响，或许可以窥见一豹。

鲁迅先生出生于1881年，杨绛出生于1911年，虽然年龄相差30年，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成长有一些相似。鲁迅先生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尤其是其深邃的思想，大家都极为熟悉，在这里不作赘述。但是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社会，批判社会，极力寻求“疗救”社会的良药，对民众民族充满深情和美好的期待，这正是他能够勇于解剖自我的原因。

杨绛先生经历过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到新中国建立的整个过程，经历着“文革”的苦难和摆脱苦难的新生，她虽然出身名门大家，受过极好的教育，但是对于中国底层社会是十分熟悉的，接触过许许多多像老王那样普通民众，了解这样不幸的人们的真实生活，因而发自内心的愧怍是很自然的。

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比较，单一地比较两个作者本不是我写此文的目的，重要的是两个知识分子勇于批判自我的勇气值得敬佩，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种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怀，这是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品质，是“被照亮着的灵魂”。